1943年，八路军战士张思问被俘后，随即被转送到东北当了日军的“特殊工人”。一次外出时，一位老农趁日军不注意告诉他一个秘密，说：“你们干完活就要被机枪‘点名’，河对面就是苏联，赶紧跑吧！”
1960年秋天，河北新河县寻寨村来了两个外调干部，要找一位叫张思问的老人核实历史问题。头发花白的老张蹲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抽了半袋烟，才闷声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当过八路，也跑过苏联，可要说清楚，得从1943年那会儿讲起。”
1943年初春，张思问在山东一场遭遇战中腿部负伤，被送到老乡家养伤。没待几天，村里的汉奸就带着日军摸上门来，把他从炕上拖走，塞进了一节闷罐火车。车厢里挤满了被俘的中国军人，臭气熏天，没人敢吭声。
张思问缩在角落，隐隐听到有人用极低的声音哼着八路军军歌，循声看去，是个面色黝黑的汉子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叫陈恩，是115师的一个连长。火车走了好几天，停下时已到了东北东宁县一个荒僻的山沟，这里是要塞工地，管他们叫“特殊工人”。
所谓的“特殊工人”住的是一排漏风的板棚，每天天不亮就被赶起来，凿石、挖洞、浇筑炮台，一直干到天黑，风雨无阻。日本人怕他们串通，不许交谈，谁多讲一句话，枪托就砸在身上。伙食只有发霉的高粱米和整粒的苞米棒子，要吃棒子面还得自己去村里找碾子磨。
秘密就是磨面那天被捅破的。一个午后，日本兵押着张思问和另外几个人去村口一户老农家推碾子。
老农趁监工背身点烟的工夫，往张思问手里塞了两个黑窝头，低声急急地说：“娃子，可别犯傻，前头几批修完工事的全被机枪‘点名’打死在山沟里了，一个活的都没出来。看清没，河那边就是苏联地界，想法子逃命吧！”张思问听得心口直跳，回到工棚就把这话学给了陈恩。
陈恩脸沉得像铁，好一阵子才开口：“那就反了。”他们开始利用抬石头、递钢钎的间隙，悄悄串联可靠的弟兄，没几天就拢起来三十多号人。
大家暗中准备家伙，砍柴刀、斧头、铁锹都磨得明晃晃的，王坤还搞来了一把尖头锤，藏在铺板底下。暴动时间定在收工后洗澡前，暗号只有一句：“天要下雨了。”
1943年9月11日傍晚，工棚里闷热潮湿。朝鲜翻译站在炕前，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催大家快洗。陈恩突然扭头看了看天，说了句：“天要下雨了。”话音未落，王坤抡起尖头锤从背后狠狠砸向翻译的脑袋，那人一声没哼就软在地上。
张思问抢过锤子又补了两下，此时门口早已动手，铁锹劈倒了看门的卫兵。三十多个劳工操着菜刀镰刀冲进卫兵室，当场砍翻两个日本兵，但有几个鬼子跳出窗户，警报随即凄厉地响起来。
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满载日本兵的卡车就冲了过来，机枪子弹密如飞蝗。陈恩一边领着大伙往河岸跑，一边吼：“散开，别回头，过河就活！”张思问拼命拨开树丛，耳边的惨叫和枪声响成一片。
有人跑岔了道，被围住刺死；有两个弟兄中弹倒在河滩上，再没爬起来。最终，他们二十来个人扑进冰冷的河水里，借着夜色游到了对岸，爬上了苏联的土地。
苏联边防军将他们押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所监狱。日本关东军很快递来外交照会，强硬要求严惩杀人越境者。苏联方面便由法院判了他们30年监禁，可这不过是做给日本人看的表面文章。在牢里待了几个月后，1944年初，他们被秘密转移到远东军区的一所无线电通讯训练学校。
张思问没念过几天书，硬是拿着树枝在地上画字母，生生把收发电报的指法和密码背了下来，还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。训练结束后，他又跟着一名苏联军官搞了半年的敌后渗透训练，学化装、盯梢、摆脱跟踪。
1944年深秋，他揣上一部小型电台，再次摸黑越过边境线，以逃荒难民的身份潜入伪满洲国的密山县，任务是搜集关东军兵力调动的情报。
他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寡妇的偏厦住下，白天帮着劈柴担水，夜里就用暗语发报。发过几次报后，干电池耗光了，电台成了废铁，他和上级的联系彻底中断。
日伪对电池和无线电零件查得极严，他根本弄不到补给，只能小心潜伏下来，在杂货铺里当帮工糊口，对外只说自己是山东老家遭灾跑出来的。这期间，当地的警察曾盘问过他一次，被他用事先编好的说辞糊弄了过去。
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对日宣战，炮声一响，关东军土崩瓦解。张思问找到苏军指挥部，帮着指认了几处日军藏匿弹药的仓库。后来，苏联人给他拿了1000元伪满洲国币当作路费。1946年春，他走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回到寻寨村。
回村后，他把所有往事都咽进肚子里，连家里人也没告诉。村里人依稀记得他早年当过八路军，可谁也给不出证明，那段被俘、暴动、当苏联情报员的经历，更是不敢提半个字。他就这样默默种地，一过就是几十年。
外调干部合上笔记本，没再追问。张思问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，站起身，扛着锄头下地去了。田野的风吹过，田埂上的庄稼沙沙作响，像极了那年过河时的水声，而他胸膛里那颗心，始终和1943年一样滚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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